张国华：中国的智慧城市之路
张国华，现任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规划院院长。博士，教授，高级规划师。研究方向包括"产业·空间·交通"的新型协同规划技术体系、基于交通的新空间经济理论和新制度经济理论、综合交通枢纽整体规划设计、多层次轨道交通体系发展规划、智慧城市规划等新型城镇化领域。
本文源发于2015年12月14日出版的《财经》杂志，且获得“财经杂志”微信公众号（ID:i-caijing）授权转载。
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日前撰文指出，我国在发展智慧城市的过程中，要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引导作用，应该冷静地看待顶层设计。
张国华指出，政府要倡导创新驱动、创新主导，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从传统的将一切经济资源配置都“确定”下来、“科学”规划的计划经济思维，转化到市场经济下把市场的“不确定”交给市场，让市场去配置资源的思维。
张国华认为，做智慧城市的战略规划的核心不是解决怎么做，而是做什么。未来智慧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把握好如何让物质的交通网络和虚拟的互联网络二网有机融合，让物质和信息在城市的流动更加便捷高效；如何让符合城市发展的产业在空间上效率更高，让各种要素在城市空间上组织、配置更高效更便捷。
以下为张国华《中国的智慧城市之路》全文：
智慧城市最早来自于IBM公司提出的智慧地球(Smart Planet)战略下的Smart Cities概念，当时只是想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对供水供电交通等基础设施提供信息化的改造，提升效率。
但翻译成中文的智慧城市后，这个概念就被广义化了，智慧城市是要通过信息通讯技术等现代技术的帮助提升城市整体的效率、生活质量逐渐成为共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过：“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那么，城镇化与高科技相叠加，则将迎来智慧城市的大趋势。
回归城市发展本源
从智慧城市概念提出以来，世界各国的主要城市都在相关领域有所尝试，但由于个国家、城市发展阶段的不同，其发展模式和侧重点也各不相同。
发达国家由于已经处于城镇化后期阶段，城市管理、运营水平较高，制度较完善，所以其智慧城市建设更多是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其公共设施与服务效率或实现绿色低碳等目标。例如，英国在其《智慧伦敦规划》中就明确了要通过发展智能电网提高能源效率，通过技术应用减少交通污染50%等;而巴塞罗那则通过建设无处不在的传感器来提高公共设施和服务的优化和提高。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自2012年以来逐年升温，从城市规划机构到IT厂商到通讯公司，各行各业只要能沾上边的，都拿出了自己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和产品，而各地方也纷纷上马智慧城市项目，“大数据产业园”“云计算中心”建设此起彼伏。但由传统IT企业主导的智慧城市建设热潮却并未取得理想的成果，由于大部分项目并未基于城市具体的需求和问题，缺乏对市场的考量，将技术落地作为目的，再加上自上而下地按照传统基础设施的行政命令方式进行建设，缺乏明确的基于城市产业发展、服务提升的目标和战略指导。
要回答未来智慧城市如何发展，会出现哪些业态等问题，还要回归城市发展的本源，正所谓“欲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城镇化的本源是二三产业和人口向城镇的集聚。而人到城镇主要就是做两件事情：一是交换商品，二是交流思想。智慧城市将对这两件事都带来极大的变革。
从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就对传统的商品交换带来了颠覆式的变革，让城市商品的交换变得极其便利，不再需要面对面，就能高效实现商品的交易，给传统零售带来了极大压力。
与此同时，思想交流也迎来了变革。在互联网兴起之初曾有人预言大城市将因此衰落，因为即时通讯工具让人们不用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流。但现实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全球的大城市都迎来了进一步的人才和资源的聚集——因为真正有深度有价值的思想交流一定是要面对面进行的。肢体语言，眼神的沟通传达的信息没有通讯工具能取代，而通讯工具却让人们能够更加便利地安排、组织面对面的会面。
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商品交换，思想交换方式的变化产生了新的业态，以及新的城市空间组织模式。例如，国内传统商业中心越来越多从商品的贩售中心逐步转变为体验式的交流中心。而强调体验、交流的新业态无疑会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主流方向。更进一步讲，与商品交换是“一物换一物”的零和交换不同，思想交流了，大家都同时拥有了彼此的思想，可以充分共享，而思想的交流还能产生新的思想，是1+1>2的交换。这样势必会为城市带来全新的发展模式和产业模式。而这正是在互联网+时代智慧城市发展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冷静看待顶层设计
在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以及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中，市场的作用至关重要。国家明确提出了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让企业发挥主导型作用，让政府发挥引导作用。所以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
从政府来讲，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智慧城市发展思维如何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低层次思维解决不了高层次问题。所以首先政府要转型，要从计划经济下追求大包大揽的大政府思维转到市场经济下法无授权不为的小政府思维。这方面中国在互联网+的探索中已经付出了一些代价，换来了一些经验教训。例如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建设的人民搜索，以及一些交通主管部门主导的路况信息系统，今天已被市场机构完全取代。所以政府明确在智慧城市发展中“做什么，不做什么”至关重要。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政府在进行智慧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要打破地方一亩三分地的行政壁垒，打通城市间的数据孤岛，发展互联互通的智慧城市。中国正大力推进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就是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典型案例。
智慧城市发展的核心需要解决产业在城市里更智慧的发展的问题。在城镇化过程中，不同产业有不同的发展规律，产业的空间变迁，人口的空间移动在智慧城市发展中都会有新的规律出现，如何把握这些规律是政府面临的很大的挑战。
创新驱动、创新主导是大家共识。而创新来自针对不确定性的冒险，在发展智慧城市中更是如此。但不少城市仍然希望将一切都确定下来，自上而下地安排智慧城市要怎么建，如何“科学”地实现智慧城市的发展，缺乏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性的基本认知。
“科学”的决策和安排往往意味着中庸，意味着保守，而市场上出现的真正的变革与创新都来自于企业家在不全面的信息和高度的不确定性下做出的战略判断和决策。
政府要倡导创新驱动、创新主导，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从传统的将一切经济资源配置都“确定”下来，“科学”规划的计划经济思维转化到市场经济下把市场的“不确定”交给市场，让市场去配置资源的思维。人类已经用20世纪100年的计划经济实验表明了，一旦经济进入高度确定性的状态就将毫无活力，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引导作用，政府的引导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规划。这就涉及到智慧城市领域的热门词汇——顶层设计。而我们亟需的是冷静看待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实际上是来自于软件科学的工程词语，其使用的必要条件是边界条件明确。当边界明确时，使用这种自上而下的框架设计可以实现整个系统效率的最大化。但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产业在不断转型升级，人口在向城市间流动、聚集、分散，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城市的边界条件是高度不确定的，从而顶层设计的思维其实并不适合智慧城市的战略规划。
战略规划的判断是对战略城市未来发展的价值观的判断，来自综合各方面考虑的目标导向的价值选择。所以做智慧城市的战略规划的核心不是解决怎么做，而是做什么。
未来智慧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把握好如何让物质的交通网络和虚拟的互联网络二网有机融合，让物质和信息在城市的流动更加便捷高效;如何让符合城市发展的产业在空间上效率更高，让各种要素在城市空间上组织、配置更高效更便捷。
企业面临着新挑战
智慧城市战略规划要处理的核心关系，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如何通过制度设计解决政府和企业各自的行为边界，明确两方的角色和职能：哪些领域该让企业充分发挥作用？哪些领域是政府必须的责任？哪些领域应该双方合作？回答好这些问题才能做好智慧城市的战略规划。而这对政府是责无旁贷的责任和大挑战。
政府负担了极大的责任和挑战，企业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全方位转型升级的挑战。现在主导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企业都是中国过去30年成长起来的大型IT企业，这些企业的实力和资源不容置疑，但也要清晰地认识到，智慧城市的发展涉及到理念、模式、技术的全方位的转型升级，而转型过程中的首要挑战往往来自企业自身。
丰富的商业案例已经表明，上一轮竞赛的优势和资产会成为下一轮改革的障碍与负资产，正如当银行开放一个新的窗口，最先到达的往往是之前队伍中靠后的人。我们的企业在进行智慧城市发展探索中要时刻警醒自己。
商业模式转型的挑战。传统的智能城市项目，例如智能交通，企业主要为政府优化其内部职能服务，例如优化交通管理，监控违章，处理罚款等。而智慧城市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对政府公共物品和服务提供的优化，而这也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思路是想契合的，是行业发展趋势所在。企业应明确这点，在为政府提供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时应改变传统商业模式，从城市问题出发，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优化升级出发。
技术主导思维转变的挑战。从两年前智慧城市的概念传入中国，IT硬件厂商就主导了智慧城市的建设。一时间大数据园区、云计算中心的建设遍地开花，但大部分的类似建设都是为了建设而建设，而未针对任何具体的城市问题或发展方针，将技术落地作为了智慧城市发展的目的。
但在事实上，技术只是手段而并非目的。在互联网+时代发展智慧城市，切忌就大数据论大数据的IT工程导向思维。要从城市产业发展需求出发，从城市的问题出发，从城市公共服务的提升出发。这样，才能发展出真正的智慧城市，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智慧城市产业才能更有竞争力，获得发展。
从产品供应商向服务运营商转变的挑战。智慧城市发展，光有信息技术和响应的基础设施远远不够，还需要有经验、有实力的运营商进行运营和维护。这正是智慧城市区别于以往城市建设升级的区别所在，也是关键的增值领域所在。
企业要把握机遇，从过去提供一次性的产品向提供长期服务转变，通过公私合作PPP模式的探索和应用实现可持续的长期的政府企业合作提供公共设施与服务的商业模式，发展出一批有实力，有经验的智慧城市运营商。
中国智慧城市大有可为
互联网+时代，中国智慧城市的发展大有可为，对未来发展的判断至关重要。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点关注：
新的经济学理论的诞生。互联网发展至今，在传统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领域，如信用，定价等领域都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例如Uber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考虑天气、交通等多种因素实时灵活定价，解决了困扰出租车领域多年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为作为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带来了诸多新的观察素材。
如何解释互联网+时代的经济现象，如何在互联网+时代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学有了新的待回答的问题，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分析，并指导行动。个人电脑80年代出现的时候，美国经济学家就有过论断，将来成功的IT企业不是制造计算机的企业，而是利用计算机创造新的服务新的价值的企业。梳理30年来IT行业的发展正是如此，Dell通过革新销售渠道取得了成功，思科作为IT基础设施的“管家”取得了成功。新的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了滴滴、Uber以及Airbnb等，新的经济理论是什么？我们拭目以待。
全球经济版图的重构。过去30年全球要素布局的版图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研发，非洲、南美、澳大利亚等资源国家输出资源能源到中国，在东部制造加工完成后进入到全球价值体系。中国承担的是中低端的制造业，高端的高附加值的产业基本还是由是欧美、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占据的。而产业的转型升级正是中国在新常态下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如何突破中国物流成本高、交易成本高、服务业成本高的束缚，如何走创新驱动的经济之路，智慧城市的发展建设会在其中发挥关键的作用。
城市治理将是重要议题。中国虽然很早就有了城市，但那更多的是基于农业商品交换的城市，真正的现代基于二、三产业聚集的城市在中国只有很短的历史，我们的治理经验也相对不足，而这限制了我们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也限制了智慧城市的发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论坛上就强调，我们要多向欧洲学习，学习其城市治理的经验。发展智慧城市，利用互联网+的方式，解决好城市治理、优化公共服务体系，使之更加完善，更加强大，是重要的突破口。
智慧城市的发展将由中美两国引领。在互联网+时代，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企业大部分都来自于中美两国。今年9月习近平访美之旅的首场活动是参加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中美互联网产业论坛，28位中美互联网大佬都深切体会到中国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变化中蕴含着巨大的互联网的力量，以及同时潜藏的巨大商机。两国不管是在资源、人才的储备，还是政策、价值观上对智慧城市的发展都走在世界前列。可以预见，智慧城市的发展也将由中美两国携手引领。
关于更多对智慧社区的详细解读请关注《地产线》2015年11-12月刊——《智慧社区》，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更多专家解析及案例大放送！也许对于智慧城市以及智慧社区这等大热词语你还不甚了解，未来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但无论如何，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期的《智慧社区》，给那些勇敢创新的前行者点致个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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